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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hjnbcbe - 2021/9/23 4:13:00

我从来不知道人生会这么痛苦,即使在小时候家里最困难时。你也可以说那是因为童年无知,可为什么自少年后,我的生活就如同一头牛掉进了泥潭,怎么也找不到着力点爬出来,或如一个瞎子看不到一丝阳光。我感到压抑,压抑是我生活的主题;我感到孤独,因为我自从有群体意识起,就从没有融进一个群体。我如一只可怜的野鸭,面对一群欢快得嘎嘎叫的家鸭,只能在旁边观望。压抑、孤独,是上天惩罚一个无知少年而给予他后来的二十年的全部。

第一章幼年

我的记事似乎是从村小店旁边的一个沙堆开始的,我在那里玩耍时捡到了两毛钱。我很高兴。我还记得一天夜里在“老屋”睡觉的时候(老屋就是我们家建起“新屋”之前住的房子),我感觉我的一颗牙齿掉了,我还把它吞了下去。那时我在睡梦中,感觉有一点恐怖,我吞下了自己的一颗牙齿!接下来的记忆就是关于在“兴隆”的了。“兴隆”是我们市的华侨农场的名称,它相当于一个小镇。我没有关于“坐轿”的记忆(我们那管婴儿坐在婴儿椅里的时期叫“坐轿”),也不记得我很小的时候是谁看护我。去“兴隆”是因为爸爸在那里的市场上卖鱼。妈妈是携带我们兄弟姐妹四人去和爸爸会合的。爸爸在我大哥出生时就去兴隆卖鱼了,妈妈在家带我们。直到我四岁以后,妈妈才决定全体“移民”,一家人终于住在了一起。

我们在兴隆住的房子是一间大石块砌的房,前面有一个木搭的厨房。石头房的后墙上缺了一块大石,这样空气和光线就能进入屋里来——要不是这样,屋里会显得更闷和暗。那块地方有十几间房子连在一起,所有的住户都是在市场上卖东西或做其他的营生。整个居住地充满生气。*昏的时候,孩子们在屋前的空地上玩耍。他们欢笑,玩各种各样的游戏。我尤其记得有一个傍晚,一个小男孩取笑在市场卖鱼的胖子,“肥猪三百六十斤!”胖子追着他遍地跑,想逮住他。胖子有一辆柴油三轮车(在海南我们叫作“三脚猫”,以后的文段还会提到),当车停在那里的时候,调皮的孩子经常跑上驾驶座玩。当然胖子会很生气,看到总想抓住他们。但也常常是在他逮到他们之前,那帮孩子早已经作鸟雀散了。

住在那里的时光是我记忆中最欢乐的几年。我觉得一家人住在一起很温暖,我喜欢我无忧无虑的幼年。当哥哥姐姐去上学的时候,妈妈就会把我带到市场,因为把我落在家就没人看我了。也正因为附近有市场,所以路上总有人来往,妈妈担心我自己乱跑丢了,或被坏人拐了去,所以带我到市场。在市场,我看到了很多有趣的东西。

比如,我看到了活的虾蟹,还有一些活鱼。我看到的海鱼都不是活的,因为他们在渔民捕上岸不久就死了。当我第一次看到虾蟹这些活的海洋生物时是很兴奋的。爸妈不卖这些贵的东西,是其他摊主卖的。市场上的摊位就像我们住的房子一个连着一个,所以妈妈把我放在摊位上用来装钱的木匣子上时,我就能看见鱼虾、海螺等。

每逢午后一两点钟,是市场最冷清的时候,因为早市已经过了,买菜做晚餐的人还没来。但不代表卖鱼的就收摊了。大部分摊主还是守在摊前,因为会有零星几个人买。收了就少卖几斤了,而鱼卖不出去的时候,几斤也说坏就坏的。这时妈妈会把装钱的木匣子放在储鱼的铁皮夹泡沫塑料制成的“冰桶”上(储鱼时桶里要放冰,所以叫“冰桶”),自己先坐上去,然后把我抱在腿上,边赶闻腥而来的苍蝇边等顾客来买。整个市场的光线挺暗,地上因为脏显得黑乎乎的,摊桌前正下方的小沟里正淌着摊上流下来的冰水。摊后更有一条较深的沟(也就是我们站或坐着的位置的后面),里面的脏东西就多了,有杀鱼后扔的腮、肠子什么的,再加上摊主们从铁皮桶里倒出的保鲜鱼用的冰化成的水,总之一片腥味。

妈妈也不是从早上卖鱼卖到晚上。分工是这样的:爸爸凌晨起床和别的摊主一起去海边贩鱼,回来时已是天亮,因睡不足很困,所以要补觉。妈妈早上起来就先到市场摆摊卖鱼,差不多十点、早市繁忙的时候爸爸起来帮妈妈一块卖鱼。十一点半、十二点的时候客人稀少了,爸爸一个人忙得过来,就让妈妈回去做饭。妈妈吃完饭出来再换爸爸回去吃饭。有时爸爸吃完饭出来妈妈会回去午睡一会。下午三四点的时候市场又开始繁忙了,过了这阵子,等人少了,妈妈就会回去做晚饭。天天如此。当然,某天爸爸从海边没带鱼回来的时候(有种种原因,比如渔民没打捞上鱼、那种鱼在市场上不好卖所以没要、鱼的个头太小等),妈妈就闲了。我记得有几回我们母子几个在屋里打扑克。屋里扫得干干净净的,平时是脱鞋进来。我们就坐在水泥地板上,四个人,刚好——我、妈妈、二哥和姐姐。那时是夏天——不然也不会图凉快坐在地上,呵呵——也是我印象中最快乐的童年时光。颇为有趣的是,打着打着我二哥想拉屎了,可是他又不想去那么远的公用厕所(家里是没厕所的),所以妈妈就干脆叫他从屋子的后墙上的洞钻出去在屋后的那片大草丛里拉。上文中说了,屋子的后墙上有一个空出一块大石块留的洞,用来透光——否则屋内会由于前面搭了厨房而显得更阴暗。

住那里时的好多事情我还记得。我跪在床上、双手撑在桌上,看二哥和姐姐在灯下做作业(桌子挨着床)。见我看得起劲,他们会时不时地教我读“a,o,e……”灯是*色的灯泡,照在一张陈旧的方桌上。屋里有两张床,一张还是用木板搁在两条长凳上搭成的。后来妈妈用上述的“冰桶”(里面当然没有冰)铺上木板再搭了一张,为省空间,把它和长凳搭的那张推到一起了,这样就形成了一张“巨大无比”的床。妈妈笑称:“这回你们在上面打滚也不会摔下来。”

我们一家平时有没有出去玩呢?在我的记忆里只有两回。一回是看《世上只有妈妈好》的电影,在某个空场地上放的,拿凳子去坐还拿回来。我现在只记得那个小女孩的妈妈从楼梯上滚下来的镜头。另一回是我们一家难得有一次在吃完晚饭、洗完澡后爸爸提议出去走走。能去哪呢?也就到市场顺着街道走走。走到一排钢管做的路栏杆边,有人在卖甘蔗,爸爸就给我们各买了一根甘蔗。(大哥平时睡朋友家,没有参与。)别看只买五根甘蔗,这是不多见的事情。在我的印象里,爸爸妈妈从不买什么水果回家吃的。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哪有钱啊?苹果、梨对我们来说几乎是奢侈品,感觉只有有钱人才吃的。爸妈一天卖鱼能赚多少钱呢?那种最便宜的青占鱼、小鱼,都不是有钱人买的,能赚他们多少钱?但我想,最让我记住这件事的不是那晚我们每个人都吃了一根甘蔗,而是我们一家一起出去了走走,因为,这以后,再也没有发生过。

关于吃“水果”的事我还记得两件。一件是,有一天,妈妈罕见地买回几斤香蕉,我吃了两个后发现第三个不太熟,但已经咬了一口,怎么办呢?幸好我只撕了一点皮,重新包好后我把它藏在装满衣服的硬纸箱里,因为妈妈说过香蕉不熟的话拿东西裹住焐两天就熟了。果然,第二天下午我拿出来一看,一咬,原先还比较硬的香蕉已经变软了,而且还很甜!另外一件事是姐姐给我几个荔枝,我吃了后她提议我把核埋在厨房角落的地里——厨房的地是泥土。过些天泥土里冒出芽来了,我兴奋地告诉姐姐,以为过不久我们就能吃上自己种的荔枝了。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上,邻居两孩子约我一起去“捉蟹”。一个的父母是卖衣服的,另一个的爸爸开“三脚猫”给人送货(非上文说的那个胖子),其妈妈则在市场卖蒜头。两个孩子好像都比我大一岁(那时我六岁吧,那他们也就七岁的光景),非常闹腾,属于很顽皮那种。早上吃过饭后他们就带我出发,好似对路很熟的样子,把我引到一片橡胶林。上文中提过,兴隆农场相当于一个镇,早期有很多从东南亚归国的华侨来这里开垦,种植诸如橡胶等热带作物。那是我第一次走进树林啊,脚下全是软软的落叶,踩上去感觉很奇特。看到树干上还挂着桶(长大后才知道是割胶时装胶水用的),我又觉得很奇怪。走着走着我们就穿过了胶林,来到有很多*色的“峭壁”的地方——那只不过是小山被铲土机铲走半边后剩下的半边罢了,当时年纪小嘛,看什么都觉得是高的。值得一说的是兴隆这地方的土几乎都是*色的,而且有粘性,我们曾装一些粘土在废弃的矮桶里沿着桶四周砌成一个空心圆柱体-,再在桶外的下方开一个孔以便放柴进去,这就成了灶。话说露出*土的小山居然还汩汩地淌着泉水。秘诀就在这里:流出水的地方就有小洞,我们此行的目的——螃蟹,就躲在洞眼里啊!

我学着他们用手把土扒开一点,这样就能看见是否有螃蟹躲在里面。通常会先看见螃蟹的两只大钳子,顺势一拉,它们就出来了。但我被钳过,所以捉得是战战兢兢的。大多数螃蟹一听到有动静,就往洞的深处躲了,所以三个人捉了半晌才有几只。渐渐地,太阳高起来了,我们被晒得浑身是汗,还好有泉水,我们能往手上抹点水清凉清凉。捉蟹完毕,我们在地上捡了个垃圾袋把它们放进去,把袋口绑上,然后就去不远处、山泉汇成的浅滩里Happy啦!三个小孩都脱得光溜溜的,互相用手捧起水往第二个、第三个的身上舀。他们俩年纪大点嘛,水把我的鼻子都呛着了。我只好自己逃也似的跑上岸,任由他俩在下面嬉戏。

趁这会功夫,我看装在塑料袋里面的螃蟹怎么样了。它们在使劲往外扒呢!可是匆忙地在里面横冲直撞却徒劳——袋口绑着呢。我怕它们渴死了,所以松开袋口,往里面装了一些水,这回它们好像安静点了,仿佛在自己的家——洞中呆着一般。那两个小家伙扑闹完毕,也上来了,我们穿上衣服,准备回家。我清楚地记得,这时候的天是湛蓝湛蓝的,飘着淡淡的白云,风一吹就散了,像雾一样。四处只有树叶舞动的声音在沙沙作响,偶尔还能听见知了的叫鸣。午后了。太阳真是*辣,世界一片明亮。抬头看,是我眼里高高的“峭壁”;被侧削了的*土,整个侧面都是*的,有水渗出来,湿漉漉的。峭壁的顶上自是一片平坦,还长着树木的。再往上看,就是蓝蓝的天空了。

两个小伙伴一个叫“阿F”,一个叫“阿Y”。阿F是卖衣服的摊主的儿子,阿Y是卖蒜头的女人的儿子。他俩不知是谁提着装螃蟹的袋子,然后我们就开始回家啦!说是“开始回家”,因为回家才刚刚开始。还有好玩的东西呐!我们走了一段,又到了来时经过的橡胶林。三个小伙伴好贪玩哪,在地上捡什么来着?是什么果子还是“胶屎”?(“胶屎”就是树上的胶水滴落在地上变干形成的块状物,可以用来生火。)反正左找找右搜搜,我也学着他们,一会手里就捧着一些我当时都不知道是什么的“战果”。好像那林子不只有橡胶树吧,如果是这样,我们应该还找的是一种果实,不是用来吃的,是用来玩的。反正他们懂。

正当我们高高兴兴往回走、快出胶林时,我大哥骑着单车风风火火地朝我们驶来。见到我,他很快下了车,说:“你去哪玩了?赶快回家,阿爸阿母在找你呢!”说完,他骑单车回去报信了。我那时还小,所以没坐他的单车。回到家,爸爸一把拉过我的手,“啪”地一声在我屁股上打了一巴掌:“死呀(海南话语气词,表示担心、惊讶等)!去哪玩了一天!害得我们到处找!”我不说话,也没感觉到疼。

这应是我平生第一次让家人担忧,此后,至少在成年前,我都没有再让他们四处找我的时候。

说起阿F和阿Y,我和他们并无太多交集,毕竟他们比我大一点,而性格完全不同,所以我们并不经常在一起玩。我记得的关于他们的事还有一件:有一天,我们仨正在阿F家玩,他爸妈都出去干活了。你猜他们最后干什么?居然学着我要十年后才知道的大人干的事情做起动作来。小孩子!这是我长大后、懂得男女之事后不由自主想起来的。他们真的模仿了,一个压着一个。可怜的孩子!可这能怪谁呢?住在那排房子里的人们,家里孩子还没长大的话都只租一间屋的——经济条件不允许多租啊,租一间对他们来说已是开支的大头了——难怪会看见父母的床事。我倒是没见过,所以当时并不明白他们在干什么,只是长大、初明男女之事后才想起童年的这件事的。

阿Y家有一台电视,家里没有电视的孩子都喜欢跑到他家看电视。我第一次看电视也是在他家。黑白电视,小小的,放的一部电视剧我还记得——只是记得一点情节,电视剧名全忘了,因为我那时还不识字啊,生活中说的又是和普通话完全不一样的海南话,所以听不懂电视里讲的是什么,除了那几个妈妈跑到天上去的孩子朝天喊的“妈妈——”。是的,我那个年纪的小孩都听不懂普通话,也不会说,只会“妈妈”、“爸爸”、“哥哥”、“姐姐”、“吃饭”等几个简单的词汇,懂得更多那是在上学后了。现在想问下大家,谁知道这部电视剧叫什么名字吗?他们的妈妈为什么会跑到天上去?是仙女下凡吗?

除了看电视,小孩子们还有好多好玩的游戏。比如傍晚时候就是最多的孩子一起玩的时候,因为上学的孩子也放学加入进来了。老鹰抓小鸡啦,跳绳啦,都有。那群孩子连吃晚饭都是端着饭碗出来在空地上边吃边聊的。真是有说不完的话啊!有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应是有癫痫病,有一天站着吃饭的时候,她忽然就原地转悠起来了,随后饭碗和人一起倒地。她的奶奶慌里慌张地从远处跑来,收拾起饭碗并把她抱回去——平时都是她奶奶照看她。我们都被这一幕逗笑了,以至此后好久都有人学着她好似跳舞的样子在空地上转圈,边喊“我要摔倒啦!”边假装摔倒。小孩子无才便是德呢!呵呵。

我这个年纪的人不知还记得否,我们曾把玻璃汽水瓶上的盖子撬开卷起的边缘,用石头打平,然后在盖子中间穿两个孔,把一条线从两个孔中穿过去,打结;两只拇指再勾住线圈的两端,把已经变扁平的瓶盖朝自己或朝外打圈圈,双手来回地拉线,就能让瓶盖像锯木的圆锯那样转起来啦。当然,它不是永动机,手停下不久,它也就停下来了。小朋友们收集了很多不同颜色、不同图案的汽水瓶盖,我也不例外。我尤其喜欢一个淡*色的,加工成“小圆锯”后,我特地把它小心收藏。在和小朋友互相对战时——这种玩意可不是自己玩有意思,待它转起来后和小伙伴“短兵相接”,让“圆锯”也就是小圆盘互相碰撞才更有意思——我从不轻易拿出来,只有当自己的其他“武器”的线被对方刮断了才用上它。说也神奇,我的这个得意小将一出马我就不会一败涂地,反而把对方的线连连刮断。玩这个游戏当然要小心,主要是往别人的小圆盘上碰,发出“叮当”的声音,别故意刮人家的手;除非比赛,否则也别故意把人家的线刮断。所幸线断后打个结还能继续用的,但打的结太多、影响到小圆盘转时的左右移动,那就得换线了。

有一天傍晚,哥姐还没放学回来,爸妈还在市场卖鱼,我一个人在家。听到厨房的隔壁,邻居大姐正在做饭,我心生一动,也想自己煮饭。我见过妈妈往上文提及的黏土填铁皮桶做的灶里面添过极碎的木屑,然后锤实,所以先来这一步。过程是这样:我先把一个空玻璃酱油瓶(专门放在灶旁来完成这一道“工序”的)放在空心圆柱形灶的中间,然后往瓶四周添加细木屑,添满灶筒后用专门放在灶旁锤木屑的小木柱锤实。木屑矮下去不及筒沿时再添加木屑,又锤实。锤好后小心地旋转灶中间的酱油瓶,把它取出来。生火时,拿一根或两根木柴(看粗细)从灶筒外面下方的圆孔插进去(首先是刺破刚才形成的紧贴在筒壁上的“木屑壁”。要小心点插,否则“木屑壁”会塌下好多),再从灶筒上方往筒底伸进的木柴上浇些煤油,划根火柴扔进去就把火点着了。我正锤着木屑时,妈妈回来了,她一进门就哈哈大笑:“阿侬也懂煮饭啊!”然后爱昵地说:“阿侬放下,让妈妈来。”(海南人叫家里的小孩都爱叫“阿侬”、“我侬”。)晚饭时妈妈跟家里其他人说起这件事,我才知道原来是邻居家大姐看到我在厨房忙活,她去市场卖鱼时告诉了妈妈(她家也卖鱼),所以妈妈赶忙回来。这是我性格中爱与人比较、好强的特点在童年期的写照,我就是爱看到别人干什么就干什么——可能这也是大多数小孩的特点吧,哈哈。

夏天晚上的“排屋”前特别热闹。(我暂且从此把我们住的地方叫做“排屋”,因为它们是排成一排的。)因为屋里热,所以大家都爱出来聊天。出来坐哪?光拿凳子坐还不太舒服,所以有人从家里搬出了长条木凳、板子,搭成了一张临时的床。还有人更便捷,拉出两个废弃的大“冰桶”,铺上木板,又是一张床。妇女们坐在上面聊天,小孩子在床上蹦跳。还有男人单独搁一张躺椅睡着纳凉。叽叽喳喳的讲话声要到九点半才消停。卖鱼的人们不会睡得太晚,因为下半夜(通常是凌晨四点),他们就要起床去海边进鱼了。虽然我从没发觉父母起床——我那么小,从没有那么早起来过、发现大人出去——但如今回想起来,我确实每天起来时都没看到爸妈了。而且去海边进鱼就是要下半夜去的。早早地睡才能起得来,也才有精神第二天继续卖鱼。

晚饭后,哥姐有时候在灯下做作业。我时至今日还记得那*色的灯光。90年代大多数人用的是灯泡吧,发出*色灯光那种。一根长长的电线从屋顶的檩上垂到一张方桌的上空,为避免灯光分散,灯泡上还罩着一张纸,纸折着稍微垂下,这样能刚好罩着灯泡。光线是够了。哥姐就在这*色的、暖暖的灯光下做作业。像上文说的,还教我读“a,o,e……”为什么我学得那么认真呢?可能我天生就“稳当”(海南方言中是“规矩”之意)、天生就爱学习吧!他们虽只是“小老师”,但还是把这么简单的东西教会我了,所以我上学前就学会了(至少会发)“a,o,e,i,u,ü……”。此时妈妈或许还在厨房洗碗,或洗澡(我们真的是在厨房的一角洗澡,水被土吸干一半,一半流出去),爸爸多是在看“奖图”——载有各期体育彩票开奖号码的一张塑料纸。过不多久,他就要睡觉了,因为凌晨四点,他又要起床和邻居的男人们去海边进鱼了。

为什么我写这一段时感觉眼睛热热的,泪水要夺眶而出?是我想起我的爸爸?还是想起我小时候的哥姐?还是想起那时候的妈妈?我对他们那时候的印象好模糊啊!岁月不饶人,我们记得最深的都是最后一次见到时的形象。是我想起那时候暖暖的灯光,全家人被照耀着?为什么家的感觉那么温暖?为什么我想起的最温暖的“家”的片刻是这温暖的时光!虽然很短暂,因为在兴隆住了两年(或许不到两年),我们就搬回村里了。

我好恨我的妈妈!以后的文中还会提到。比如在我上初中的时候,我回想起在兴隆的时光和对比家的现况,觉得妈妈妈以前要是不带我们几个小孩回村里该多好啊!我们一家人生活在一起多好!从此,她让我们几个年幼的孩子(尤其是我和二哥、姐姐)没了天天和爸爸见面的机会,她让“爸爸”这两个字从此在我们的生活里变得好淡、好模糊!比起村里的孩子,比起天天既见到妈妈又见到爸爸、天天和爸爸妈妈一块吃饭的孩子,我们早早地没了这种幸福。在这种有爸爸见不到爸爸、偶尔才见到爸爸的家庭中长大,我们势必缺少什么。男孩子势必缺少什么,女孩子又势必缺少什么。但直到现在,我才知道这是经济条件造成的“生生别离”,父母是被迫“分居”,爸爸是被迫“背井离乡”(虽然兴隆离我们村只有二十七八公里)、在妻子儿女回村里之后还孤身一人在外为全家讨生活。当然,卖鱼在当时,比起村里干泥瓦工的人们还是要稍微好些的,因为在村人的眼里,至少我们家是“做生意”,而他们是做“辛苦工”。正因为爸爸不太会建筑活(而且爸爸个子较矮,做泥瓦匠也没多少优势),所以他是万万不会也回村里来的。我“恨”妈妈是因为,她要是不带我们回来该多好啊!我真不知道她怎么想的!在市场卖鱼,怎么说我们都有鱼吃,而回村里可是要花钱买这些下饭的菜的啊!事实也证明,妈妈回村里,除了给我们生产出吃不完、大部分拿来喂猪的大米外(真是拿白花花的大米来喂猪!),其他真没收获什么。——原因是我们下村的王姓人家的地除了适合种水稻,也真种不了什么。地又非常少,除去种水稻的田,想种点菜几乎没地方。(而且地势低,一下雨就经常能把菜淹死。)空心菜易活,还比较耐水,甚至在水里也能生长,所以我小时候最常吃的蔬菜就是空心菜。你说我妈脑筋直不直?我上初中时问她,当年干嘛从兴隆回来?她说:“我以为回来好歹能种地,有米吃,就饿不死。再养头猪,卖的时候还能存点钱。在兴隆卖鱼也不好卖,而且你爸那人喝酒……”我无语。(我不是真无语。我当时就反驳她了,只不过这以后再谈。)

妈妈带我们回村里真是一个错误。试想想,她不回来,家里卖鱼我们总有鱼吃吧?而且她在兴隆时也不是完全不在村里种地了。我们还是种村里“新屋”门前那一小块地的,也能收一些粮食。她带我们回村里后,家的境况哪有改善了?以致今日这番光景!夫死“子散”(我和我大哥、二哥之间各生隔阂),四个子女有三个早早不读书(其中我姐初二上学期没上完),我大哥到去年三十六岁时才结婚,而且娶的是一个残疾人,我姐倒是结婚得早(二十三岁结的),但宫外孕切除双侧输卵管(因而再也生不了孩子)后与姐夫离了婚又去了三户人家,如今回来住在家里……我二哥八四年生的,还未结婚。我就更不用说了。如果没有我的悲剧,也许这些悲剧你们都不会知道。

这就是一个农村妇女的选择,造成子女、家庭的整个悲剧。所以我们说选择有多重要。写这些时,我又疑惑,为什么我妈回来后此后十几年间从未再想回去?回去和爸爸一起卖鱼。也许是爸爸后来自己卖鱼越卖越没钱使她觉得回去也无希望吧。谁知道呢。反正是妈妈扭转了我们一家的命运;这命运不是向好,而是向着悲剧出发,经过十几年的酝酿,终于人各一方,境况惨淡。当年灯光下的几个*毛小孩都已长大,但不成人;当年早生华发的母亲如今更是白发苍苍,皱纹也多了好几层(还要看着儿女不幸福心酸);当年饭后看“奖图”的人如今已不在,告别儿女,告别妻子,任由这个家向着不幸步步进发却无人再往后拉一把!一家无主,将是一盘散沙!其实早在爸爸去世之前,我家又何谓团结(比如我在高中时和我二哥打架,我大哥上初中时也曾打我二哥和姐姐、我高二时他拿起沙发椅差点砸向我)、何谓幸福!这都是有家之名无家之“和”造成的状态(什么是家?家就是父母和孩子一起生活的地方。我们早早和父亲分散,他偶尔傍晚时分回来一次第二天清早就走了,我们和他相处的时光少得可怜),何况往后的一些年他和妈妈关系闹僵(先是妈妈常年在他回来时唠叨、责骂,后是他误会妈妈和一老头有不正当关系——以后再讲,从此家里再无太平之日),更是为现在兄弟姐妹的悲惨状况埋下了伏笔。都说人生的悲剧是性格的悲剧,我想连我识字不多的姐姐也承认,我们兄弟姐妹四个如今的状况都和各自的性格阡陌相关。而各自的性格自然受家庭影响,包括受彼此的影响,所以这一家子酝酿出少有的人间不幸也不是没有源头可追溯、没有原因可分析的。我就是这个分析的人,血淋淋地记载我的过去,我家的过去(重点是我的过去啦,因为我是这个自传的主角)。这将是一本悲剧,一本反映家庭又反映时代的悲剧。我为写它而活着,曾经感觉“再不写我就要(痛苦得)死了!”——大四的时候说的,可七年过去了,它才刚刚开始。(注:写到这时是二零一六年,距大四七年。)我感觉是时候了,不知不觉,我已经二十九岁了,再不写我会步我大哥的后尘,甚至可能终生都不娶了!当然,写出来我也可能终生都不娶,但不是说“自由价更高”么,为了精神的自由,我必须得挣掉、卸掉这精神的枷锁。写出来我还会活着,但我不再有负担,至少能比现在快乐点活着。

我发现写作是一件困难又容易的事情。如果你不动笔(不打开电脑或打开电脑又打开Word了但就是不敲一行字),那么你可能一整天都没写一句话。但如果你强迫自己开始了、写几句话,那么就很容易一直写下去。就像我今晚一样。虽然写得慢,但至少我在把回忆从后往前推了。每天进步一点点,相信不久我就能写到刚刚过去的昨日。(注:这里的“今晚”是二零一六年的一个晚上。)

排屋的人们排泄是到哪里呢?大便时到百米开外的一个公厕,其实也是爸爸卖鱼所在的市场的公厕,挺大;小便就在家里的“洗澡间”(也就是厨房一角,还记得不,哈哈)解决,尿完马上用水冲,会顺着水沟流到外面。大人们告诉我,我年纪小,无论大小便,都不要去那个公厕,因为“坑很深,摔下去不得了”。但有一回,我真的去了。至今难忘那个情形。公厕真的很臭,一到门口就能闻到尿骚味,夹杂着屎发酵的气味,反正是大型公厕日积月累形成的独特气味。幼小的我被呛到不说,我往大便“隔间”里的深坑一看,更是望而生畏。但我没有放弃。其实我那时双腿掰开的跨度都没比坑的宽度大多少,所以我要把一只脚搁在坑的另一边是有难度的。(相信大家都见过这种沟状厕所。而兴隆的这个厕所,沟特别深。)我至今回想起来心有余悸,那种坑,一个小孩是绝对可以掉进去的,还有水在沟里流,所以把你冲走都没问题。还好我没发生意外,但我大便完抽脚回来的那一瞬还是心惊胆战的,生怕站不稳掉下去。从此我再也不去那个厕所屙屎了。

本来我二哥(大我三岁)是可以到这种公厕上厕所的,但有几次他偷懒,说不想去“那么远”,所以妈妈对他说:“要不你从后墙上的洞钻出去在屋后的草丛里拉吧!”,于是他真的钻出去“就地解决”了。这才让我们在打扑克时迎着从屋后吹进来的夏风闻到屎臭味。我们仨在打扑克时咯咯地笑他。

不去公厕的那些和我一样小的孩子以及比我还小的孩子是在附近的泥土地上拉的(或在地上垫张纸),拉完由大人们收拾。

兴隆周末的集市特别热闹,尤其是周日。卖各种杂货的,耍各种行当的,都有。人来人往,熙熙攘攘。我尤其记得搞魔术表演的——当然,那时还不知道什么叫“魔术”——杂耍人拿一根线就变出了什么,很神奇。我姐姐特别叮嘱我:“不要去看魔术,他们会把你抓走!”现在想来,这可能是当时我姐那些小孩对魔术的一种畏惧吧,因为“无知”而畏惧,觉得杂耍人既然能凭空变出东西以及凭空让某东西消失,那他们也能神不知*不觉地把小孩抓走。这,不管我爸妈有没有告诫过我姐,反正我姐那个年纪的人是这样理解的。

我想大家都见过集市。早年去过万宁兴隆的人更是知道,兴隆周末的集市那是人山人海,十里八乡的人都出来买菜、买杂货、做生意。这是一个很好的“见世面”的场所,可惜我不多大时就回村里了。我想如果我呆久一点,一直在那里上完小学、中学,我想我的性格、我哥姐他们的性格都会和现在不一样。为什么?因为世间的人和事是会对你造成影响的,你抗拒不了。通常和很多人讲话的人,他的性格会比较开朗。而市场周边住的人也多呀,一起玩的孩子很多,我们要是在那长大,不可能没有朋友。而且,你光认识完鱼行上卖鱼的人就有多少,他们中有些人是很开朗的,你耳濡目染,多少不会形成在村里长大所形成的、和村子一样封闭的性格。另外,每个周末你得见到多少搞杂耍的人、耍嘴皮子卖膏药的人,你见过形形色色的人,对小孩子来讲,你会不开朗么?

市场附近的楼房里,住了一户人家,也不知是哪里人,讲的是普通话。家里挺有钱,因为那个年代他们家里就已经贴了瓷砖、看的是彩电。他们家有个孙子,年龄和我一样小,我曾和其他小伙伴一起,去这户人家里看电视。奶奶挺慈祥的,随便让我们看。我还记得当时看的是《忍者神龟》,我虽不识字,但总看得懂画面,而且忍者神龟这形象也太特别了,一辈子都能记得。彩电的画面真漂亮,比邻居卖蒜头的女人家里的黑白电视好看多了,所以更能记得。一共只去了一两次吧,而彩电这种在那年代的罕见物,在我回村里之后要长达N年的时光才能再次见着。

去这户人家里看电视,是我第一次上楼梯、走进楼房。我走进的第二栋楼房就比较诡异了。那是市场附近的一个铺面,不知什么原因,店主人弃店不干了,听小伙伴说,二、三楼还有很多副食品,而且不关门。有一天,由大点的孩子带领,我们三五成群地上楼“勇探”究竟。大家走一步退半步,有人上了一层楼梯,又故意“哗”地跑下来,吓得后面的又往回跑。应是这楼有闹*或者什么事,所以大家小心翼翼。这,只有大点的孩子才清楚,因为是否闹*、楼里是否出过什么事,只有大点的孩子听大人们说后才明白。

那天我们花了半天终于上楼去了,在黑暗的房间里搜出一些食品,我那么小什么都没找到(可能都没真正去找),是我姐找到后给我一小塑料瓶的“哇哈哈”的。我喝的时候还有人在耳边说:“不知道过期了没······”有没有过期不知道,第一次喝“哇哈哈”的味道永远记得。

同找“哇哈哈”类似,我还有“找钱”的经历。曾经在上文中提到过,卖鱼的人们是用一个抽屉状的顶盖半封的木匣子装钱。到了傍晚,所有人们都收摊回家后,因有些人可能会在匣子里落下零钱,这时我们一个匣子一个匣子、一个摊位一个摊位地找(匣子人们夜晚是不拿回去的,因为木头钉的那么一个“盒子”,如果不放钱,没人会要),可能会找到几毛钱。曾经有人有所斩获,找到面值五毛、一块的,但这种情况很少。因大多数时候空无所获,所以这个活动风靡一阵子后,“排屋”的孩子们渐渐不去市场搜寻了。

我姐的成绩很好,在学校学得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还在演讲中得过奖。对了,她的名字叫王莲。多好的名字啊,可是姑娘在转回村小学上学后,好像是五年级时,自作主张把名字改成了王丽,因为她听别人说“*连苦命”,“王”和“*”谐音,所以不愿叫“王莲”。其实她连“*连”是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是很苦的一种东西,甚至,我怀疑,她以为“*连”是写作“*莲”,和她的名字“太相像”了,所以擅自改名“王丽”。你瞧,现在她可苦命了吧,生不了孩子了。谁叫她改名!她在兴隆时可谓聪明伶俐,和那些女孩子玩得很好,还会一些手艺。比如,她把“七喜”的瓶子从中间剪断,然后把后半截沿竖直方向剪成一条条的,再把塑料条朝外弯起插进瓶座,这就成了一个很好看的“花瓶”。虽然我们不插花,但用来放笔是很好的。

我大哥这时期我对他几乎没有什么记忆,因他是去一个朋友兼同学家和朋友一块睡的。他那朋友是广东汕头人,父母在兴隆卖玩具,店,离我们家的鱼摊也不远。现在想想,我大哥那时要是不去朋友家里睡,和我们同睡在租来的那间小屋,还真睡不下。

现在顺便提一下我们兄弟姐妹四人的次序。老大是七九年生,也就是我大哥。我姐是八一年生,长我二哥三岁,而我二哥,又长我三岁。

那两年的时光,对于我大哥,我只记得他骑单车去橡胶林找我那次,我甚至不记得他是否和我同桌吃过饭。也许那时候很多小孩都是端着饭碗凑在一起站着吃饭边吃边聊的吧,就像我前文中提到的那样。反正,我大哥,在很长时期里,在小时候的我眼中,都像是家里的一个“不速之客”。

二哥的糗事,除了从后墙钻出去拉屎之外,还有一件不得不提,以展示他从小特别好的胃口。嗯,是啥子呢?是他小时候爱拿盐水煮海鱼的“鱼汁”搅稀饭吃。这事妈妈在回村里多年后都爱拿出来“取笑”。如果你是海南人,对这不会感到稀奇,甚至你自己都有过,但内地人就不会想明白了,因为水煮海鱼,只放盐不放任何其他佐料,煮熟之后的“汁”非常腥。直接喝还好,挺好下饭的,嘿嘿;但是搅饭吃就不那么好吃了。这才是为什么我觉得是糗事而妈妈同样拿这事“取笑”了他很多年。

关于吃饭嘛,在兴隆时,有一顿饭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那是姑父来了。我的爸爸有一个姐姐,在不多大时就得天花去世了。那时我爸爸还未出世,这是他后来跟我讲,我奶奶曾告诉过他的。姑母去世之前,早已和姑父定了娃娃亲,所以按照习俗,并且姑父家也愿意,两家继续走亲戚。姑父长大成人后,自然娶妻生子,而新妻子,喊我奶奶也叫“妈”。姑父那次是从保亭县来,因为他妻子正是保亭人,两人在那边安了家。爸爸爸那天破天荒地买回大虾炒,和姑父一块下酒。我也和他们一块吃饭,所以听得到为什么姑父这次来。原来,我家在村里建“新屋”的时候,借了姑父一千块钱,距两人喝这顿酒时的九一或九二年,已经三四年了,所以姑父是过来拿钱的。喝完酒,爸爸确实从屋里拿钱,还了姑父这一千块钱。呵呵,我别的都记不得,包括姑父的长相,只记得第一次吃油炒大虾的味道是特别鲜美。红色的大虾放在盘子里的画面我至今还记得。

有一年夏天,我的妈妈突然不舒服了,过一会,她叫姐姐从屋里拎出一个塑料桶,我听她们的谈话里,好像有“崩血”。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感受到家里的紧张气氛,这从妈妈悄悄叫姐姐把塑料桶拎到外面倒掉的神情中就能看出。

这两年,我没有见过爸爸妈妈吵什么嘴,所以我说,这可能是我人生二十九年来最幸福的时光。(写到这时是29岁。)可惜幸福和快乐是一种感觉,而人在太小的年纪这种感觉是不深刻的,至少由于记忆的不深刻,我现在已难以体会我那时有多幸福和快乐,只知道,那“可能是”,因为六岁到十岁的我虽然也快乐,毕竟失却了和父母双方都一块生活的快乐。

我多希望这种日子能久长,因为父母和睦相处、家庭平静幸福,是孩子养成良好性格的基础。然而妈妈回村里以后,不出几年,爸爸每次回来她都唠叨了,所幸爸爸也谦让着她,从不跟她吵,只在实在受不了时才摔酒杯什么的。我父母关系的恶化,是在我五年级时,那时我刚十一岁。

父母生了四个孩子,生活是很拮据的。这不,在兴隆,我们一家齐住一间瓦屋里,夜里还要躲避“暂住证”检查。九一、九二年经常检查暂住证对吧?我曾经在夜里被妈妈叫起床躲在床底下。我二哥和姐姐好像也起来躲起来。或者这是抓计划生育?我当时不明白是要干嘛,反正这时我们挺害怕的。

生活就这么平静地过着,两年的童年生活就要结束了。关于兴隆,关于在兴隆的小伙伴,关于在兴隆时我父母的生活以及我哥哥姐姐和我的生活,我就记得这些。那天,妈妈带着我们搬回村里时,我又记忆犹新。我们雇了一辆“三脚猫”,把家什搬上去,然后我和妈妈坐上去。一路颠簸,我记得坐在那些家什上,我的头快碰到车顶了。忘了二哥和姐姐有没有随这趟车回来,反正我妈回村里后他们也回来上小学。

文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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